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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红叶石楠价格维熙幽默地说

发布时间:2020-03-23 21:34人气:

  “我每天只能抽三到五支”。他笑着指了指一旁当医生的妻子:“她给我规定了额度,再多就不让我抽了”。

  “之前我在家创作也挺辛苦的,有一次连续写了很久,昼夜不睡,每天创作7000字。”近几年,从维熙每天多只敢在电脑上写个四五百字。2016年1月 摄于从维熙寓所客厅

  笔者还记得后一次去从老家,他用圆珠笔在一张白纸上用大大的字写了一首诗,手微微有些颤抖,字迹也有些歪。写完他说,这张纸你拿着吧。诗后一句是:

  他曾经历多年艰难困苦的生活,曾体会深刻的绝望和人性的黑暗,但内心始终保有着温暖的阳光,他也曾抑郁踟蹰,但终选择了苦中作乐,坦荡大笑——这可能是他一生的总结。

  “等你像我这么老了以后,看看还存在的是什么。那些奖不奖的真的没什么,历史才是严格的审判官。”

  《历史,从未这样》中选择了从维熙所写的不少关于历史的文章,有的篇章写史,不可避免涉及“反右”到“文革”那个特殊年代,从老在一次次流放中,经历了迫害、折磨,备受各种悲剧,也曾暂时栖息“桃花源”。有的篇章怀人,包括前辈名人、著名作家,也包括一起经历苦难的普通人,有的篇章写景,写域外名胜的壮美,也有的篇章哲思,对战争和人性、罪恶进行思考。

  截至2009年,从维熙一共出版了67本书,名作《走向混沌》既不宣传也不推介,却一直受读者的喜爱,目前已经印到第六版,发行近百万册了。如今从维熙正在家中编纂整理《从维熙文集》,书房的各个角落高高低低堆满了他的各个年代出版的各类作品,包括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出版繁体字小说。年过八旬的从维熙面色红润,思维敏捷,他的长寿基因来自母亲的遗传。母亲是对他一生影响的人,他的真诚而直率的性格就是因母亲的教育。

  从维熙因直言写下文章被划为“”,在大墙下被关押了二十年,在劳改中度过了人生黄金的时光,平反后他继续创作,却依旧不改正直的作风,将过去二十年历史秉笔直书。他感谢的人是巴金,当年他写那段历史的触目惊心,受到了不少非议,文章没有人敢发表,巴金看到之后全力支持他的创作,在《收获》杂志上刊发了他写的文章,从维熙也将巴金看作他的伯乐。

  如今从维熙同辈的不少作家好友都先他而去,其中让他悲痛的是比他小三岁的刘绍棠,还有陆文夫、唐达成、张志民等不少朋友,许多是在七十多岁甚至更年轻的年龄去世。“所以我到晚年基本就不写长的文章了,我得真正地以健康为重,决不能再走他们的老路了。”从维熙心疼这些老友,也警醒着自己的状况,这些因“烟无度酒无度”或“过度劳累”而离去的作家们让从维熙更加珍惜身体。

  从维熙为了能熟练使用电脑打字,特意学了五笔输入法。“我心想就给我一个月,就是死记硬背也要把五笔给攻下来。”从维熙这一代的作家全都是用钢笔在稿纸上写作,电脑时代来临时他们也都到了古稀之年。从维熙别了劲儿,二十天就把五笔输入法学会了。

  关于电脑打字还有一段笑谈。从维熙的好友,著名作家冯骥才就至今还是用手写创作。“他给我说,你用电脑写作影响形象思维,就好像你跟你的情人接吻一样,亲也亲不上,还得通过别的东西,用笔直接就抒发出来了。”从维熙被“大冯”这个有趣的比喻逗笑了,也机智地回答“你说的有道理,不过你用笔,我用电脑,咱俩比比速度。”

  作家王蒙听说了两人之间的这段故事,还特意给从维熙打电话鼓劲儿:“电脑一定要超常敲下去,你是五十多年烟民了,打字的时候就没法抽烟了”。

  “用笔写就像人生的单行道,用电脑打字就像生活的立交桥,东西南北,四面八方,远通世界,啪一打都出来了,特别是到了晚年,想到哪儿到哪儿。”从维熙比划着,很难想象眼前的八旬老人对电脑如此有兴致,他面前的书桌上就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,这只是他的其中一台电脑,“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,不能再走之前的老路了。”

  从维熙前不久回到他的母校北京二中给学生们演讲,他大笑“我们二中是以理科著名的学校,偏偏我读中学的时候,代数课不及格,因此成了降班生。”从维熙从小就讨厌数理化,代数考试得过零分,升初二升不上去,只好再念一年初一。从维熙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上数学课时偷看小说《青青河边草》,数学老师悄悄走过来给了他一拳。从维熙眼里,同样偏科的80后作家韩寒倒是跟自己有几分相似,两人相同的“遭遇”也说明了“个人的主体决定事业的遴选”。

  从维熙看来,如今年轻一代的作家和他们那一辈的写作环境天差地别,“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特点,年轻作家的生活轨迹、人生奋斗的情况跟我们不一样,我们只能当做你们的参考系数,千万也不要再有我们这一辈的那种风和雨了”。从维熙也会关注网络文学,他认为文学反映生活,不能对年轻作家有过多的苛求。

  “网络作家的作品精神力量确实不如以前,你得理解为什么他们写的东西比较轻飘,因为他们落生的社会就是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社会,人们生活非常忙碌,你要他们花很多时间去思考中国社会和民族的问题也不太可能。”从维熙说,不过他相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历史规律,“年轻人将来会对这个国家有一些思考,会出一些好的作家,他们总归会超越我们的。”

  从维熙在十二岁时来到北平上学,至今已有七十年,在他眼中的北京城经历了巨大的变化。说着说着,从维熙不由唱了起来:“粪车是我们的报晓机,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。”这是一首从维熙小时候街边传唱的歌曲,“你们见过粪车吗?记得有一次两个小孩子来捣乱,粪车就流了一地。我们那时候是前门叫卖菜,后门叫卖米,那就是老北京。”

  今天的从维熙看着窗外的高楼感叹,“简直不是一个社会,现在车也多,不过都是汽车了,时间简直把社会重新雕塑了一遍。”从维熙陷入回忆,儿时满大街都是拎着鸟笼子的老北京,“过去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,古老、残旧。像东西四牌楼,那儿都有牌楼,现在都不见了。现在你看国贸大厦,三里屯的酒吧,发生了太大的变化,这些年很不容易。”

  从维熙一贯将得奖、荣誉看得很淡,今年的茅盾文学奖“我不太关注这个”,但维熙关注到近的文化艺术评奖将大幅压缩的消息,“听说要严格限制很多单位,不能随便评奖,就是怕过程中一些旁枝杂叶的东西”,而不少文学作品在写到当今现实社会问题的时候“也是很浮皮潦草”。“等你变得像我这么老了以后,看看还存在的是什么,那些奖不奖的真的没什么,历史才是严格的审判官。”

  近日,85岁的作家从维熙又忙碌起来:收录他一生全创作的《从维熙文集》(14卷)即将出版。文集收录了他从17岁发表处女作《战场去》至今能够搜集到的所有作品,按照小说、纪实文学、散文、评论、杂文、海外游记等类别整理,洋洋洒洒500余万字,经由4个编辑,从搜集文字到出版成书两年多的时间,花费了这位老人的全部心血。上周,从维熙邀笔者去家中小叙,近他收拾出不少老照片,想起了许多人和事。翻着照片,从维熙用一个下午,讲述了自己85年人生中那些珍贵的片段。

  他边收拾照片边陷入了回忆:悲惨而艰难的往事,他用一句话或两三个字带过,多数时间在不厌其烦地讲着那些他遇到的好人,那些曾经帮助过他、保护过他的人。周游、郑怀礼、曹林茂……一个个普通人,他在讲完一个故事后,又重复了一遍名字。想来惭愧,我在听这些故事时只顾得感动与感慨,并没有及时记下这些名字,从维熙盯着我手中空悬着的笔,仔细地解释每一个字怎么写,让我记在笔记本上。

  对从维熙来说,回忆起来这辈子担忧、紧张与激动的一瞬间,就是他将二十多年停笔之后的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这篇小说的手稿交给邮局的一刻。他记得很清楚,那是在临汾火车站旁边的邮局。远在山西小城的他,不知道这个有点沉的邮包会不会寄丢,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寄达遥远的,就算寄到信封上写的《收获》杂志社,也不知道它的命运会是被搁置、丢弃还是拆开——他确定的是刚刚得知的消息,《收获》复刊了,他等不及了。

  他给写了一封信,令他意外的是,很快回信给他,他把信里的每个字都熟记在心:

  ”40年后的今天,从维熙印象深的就是这句话。“何须惆怅惜春迟,二度梅开花满枝,昔日霜尘化诗雨,朝花何妨到夕拾。”从维熙忽然念起诗来,这28个字或许是他一生的总结,他说,“春迟啊,就是二十多年没有创作的机会。”好在“二度梅开”。时间回到60年前,看到在京西北郊的青龙桥小学当语文老师的从维熙,每个周末都不回家,在教师宿舍使劲写文章,《北京日报》、《天津日报》等报纸也陆续出现了他的名字。“从我的钢笔字变成了铅字以后,我就想,我要写下去,一直写下去。”从维熙到今天满头白发,经历过大起大落,依旧像是当年那个奋笔疾书的年轻人。“你想想我能够走过那么艰苦的路,自己也要珍爱身体,另外我的妻子是个医生,她出于爱心,对我这方面要求很严,其他方面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。”从维熙幽默地说,自己每天限定抽四支烟,问他这是第几支,答“三支半”——要不怎么看着这根烟比普通的短一截,半支半支抽,就能抽“八根”了。

  除了烟,喝酒也有规定,爱喝酒的从维熙曾经去过茅台、五粮液、汾酒等知名酒厂,阅酒无数,还写了篇小说《酒魂西行》。以前朋友来家里,会发现他书柜酒柜二合一,书的缝隙里塞满了酒,现在呢,只看见零星一两瓶。如今他每天中午只被允许喝一小盅,也真是消耗不动那么多酒了。每天“限定”抽四支烟的从维熙,很珍惜他的每一支烟,在他讲完自己一生故事的时候,按灭了他的这第三支半香烟。

  从维熙找到了他一张摄于16岁的照片,一张22岁的照片。16岁那张是中学同学给他拍的,那时他极度偏科,代数零分,语文满分,家里人说他是“逆子”,觉得他“不成气候”,就把从维熙送到他四叔所在的通县(今通州区)的师范学校“通师附中”去。离开父母他反而获得了自由,干脆投入了阅读的世界,整天看小说,“只要能找到的必翻看”。他17岁那年(1950年)赶上抗美援朝,班上两个男同学“不对付”,经常吵架,但两人一起去参加了抗美援朝了,从维熙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了小说《战场去》,发表在光明日报上,这是他的处女作,从维熙回忆,“那时候还没有人民币的稿费呢”,他拿这篇东西换了九斤小米。

  《七月雨》是他出版的本书,自己都没有,图书馆找到一本送给了从维熙。《七月雨》1955年出版,繁体字,竖排版,纸页已黄,封面残破,不少文章是从维熙在高中时所写。那一年从维熙22岁,在《北京日报》农业版组担任记者不久。1956年,他出版了小说集《曙光升起的早晨》。第三年,他出版了第三本书《南河春晓》,为了编文集,从维熙特意找了一番,“现在已经找不到了”。

  从维熙、钟子兰夫妇结婚那天就在谈话的这个书房,简单摆了几桌酒席请文坛的朋友们喝喜酒,那是1991年1月6日,照片右二是莫言、右一是王蒙。“这莫言也是酒鬼,王蒙喝得不行。”从维熙酒量在作家里算很好的了,问他和莫言谁更能喝,“莫言比我酒量好”。

  孙犁病重,从维熙特意去天津医院看望他。从维熙将孙犁视为“文学伯乐”之一,他翻出一张与荷花大观园的合影,“我去白洋淀寻找他的魂”。孙犁对他的影响绝不仅是他早期被评论家们称为“荷花淀派”这样简单的联系。从维熙在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,把留在海淀当老师的机会让给了自己的同学,选择去北京远郊的青龙桥小学教书。他白天上课晚上写作,《天津日报》的文艺周刊发表了不少他的新作,而孙犁正是时任文艺周刊版组的负责人。

  从维熙,当代作家,曾在《北京日报》担任编辑和记者。从维熙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,1957年被错划为,到劳改农场、矿山做工近20年。

  1978年重返文坛后任北京市文联作家、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。从维熙的 作品注重描写当代中国的历史曲折,描绘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,展现了种种灵魂与肉体扭曲的图景,悲情中蕴藏着多彩的人生,著有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、《远去的白帆》、《北国草》、《风泪眼》、《走向混沌》等中、短篇小说和散文。本文编辑 陈梦溪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,转载请注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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